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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南非淘金记

发布时间:2011-12-23 14:21 来源:字号:T|T

  【《中国企业家》】文 | 本刊记者 何伊凡  

  “真的?”

  “真的!”

  虽然陶中福说得斩钉截铁,我还是有点不敢相信,这个拖着一家四口的中年男人马上要去刚果(金)开铜矿。他只会说普通话和温州话,对那个将要抵达的国家,他唯一的了解来自百度。

  在赞比亚机场遇到陶中福时,他正为如何向海关解释出境目的而烦恼。陶身高超过一米八,皮带把微微鼓起的小腹几乎勒成两段,无论身材还是相貌,他都不像温州人。实际上,他的家乡在包头。

  陶中福在温州生活了16年,做过23种生意。6月,一个朋友给他看了一份关于刚果(金)露天铜矿的勘探资料,邀他入股。他深为铜矿储量之巨所沉迷,更重要的是,“一位将军在铜矿里也有股份。”他压低声音告诉我。

  每天,都有无数中国人涌入非洲这块神秘的大陆,有人是为了逃离过去,有人是为了抓住未来,有的人留下了青春,有的人留下了性命。在拉着高压电网的顶级豪华别墅,喧闹的“中国城”,凌乱的工地,荒野中的矿山,最危险的街区,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。

  但来自中国民间的探险者们,无论是金融资源还是行政资源,都难以像央企那样得到祖国的支撑,很多人并不在经济参赞处的名单上。关于他们的种种传说,例如是总统官邸的常客,拥有自己的私人武装之类,大多言过其实。即使是其中少数实力雄厚者,也和政府保持着微妙的距离——非洲官员的轮换往往过于频密,和某届的友谊过于牢固,也可能在未来惹上麻烦。

  二十天后,从非洲回到中国,我突然想起了陶中福,想起在那个国家曾发生过一个人能对另一个人所做的最残忍的事。出于担心,我拨通了他留给我的电话号码。刚果(金)时间应该是下午2点,多数人会让阳光折磨得昏昏欲睡,但陶带着刚起床般的精力充沛。

  “矿还没开采呢,就接到一张200万美元的罚单!”看来“将军”没起什么作用,不过,“你知道最后多少钱搞定了吗?200美元,他妈的。”他大笑。

  与中国不同,非洲自有其节奏,希望和失望都缓慢生长,一夜暴富和瞬间破产的神话很少发生。像陶中福这般莽撞的投资者并不多见,但难以预言他一定会失败。

  接下来是三个深入非洲大陆的中国普通创业客讲述的故事。

  贸易派

  体验埃塞式的胡搅蛮缠——陈进

  初识陈进,是在埃塞俄比亚一个饭局上,同桌的有中地海外建设集团、中水集团、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等央企的分公司负责人。陈进是唯一的民营企业家,也是唯一的女性。她是个爽快的重庆女人,烟不离手。酒过三巡,一群大男人开始拿海外生活的孤独开玩笑,陈进一言不发,嘴角却带着一丝无所谓。

  在埃塞,陈进的生意多种多样,有家具厂、牛骨炭厂、农场。两天后,我来到她家,在木地板、木桌、木结构的屋顶下,喝着埃塞俄比亚最好的咖啡,她讲起了自己的故事。

  我1988年从四川省渝州大学(如今划归重庆)毕业,到四川省国际公司做项目翻译。那是个国有企业,最顶峰时在海外有28个项目。1990年我被派到伊拉克的一个服装厂项目上。就在那年,海湾战争开打,在伊拉克的6个年轻人,最大的26岁,最小的是我,22岁,要组织1800人撤退。当时条件没现在这么好,什么住宿、吃饭、机票,国内只负责给我们钱,具体的事儿自己干,那时候没手机也没QQ,和国内没法联系。

  我们这些做外贸的,就是要不断开拓新市场。2002年,我被派到埃塞,当时在这里的中国人还不到100个。我当时一看,这个地方什么东西都生产不了,还有很多贸易壁垒,中国什么东西都卖不出去!那段时期,我们公司发生了一些变化,大量人才流失,我也在2003年离开了。

  恰好,到2004年,埃塞修改了《投资法》,实际上相当于尝试对外资开放。

  当时是中国人在埃塞投资的第一个阶段,特征是,绕开当时的贸易壁垒。例如,我觉得家具在这里有市场需求,但人家不让进口,我就自己生产。我从中国运来原材料,在当地简单加工。当时还有人做海绵、做餐巾纸,家具厂还算是加工程度最深的。埃塞产业基础很薄弱,太复杂的加工无法实现本地化,我的家具厂除了木材之外几乎什么都要进口,每从国内发来一个货柜,里头起码几十个品种,都是螺丝钉、合叶、拉手、滑轨、胶等各式各样的辅料。

  后来,能在本地采购的材料越来越多,中国人也就进入了在埃塞投资的第二个阶段,这个阶段的特征是可以搞一些政府倡导的工业项目。埃塞是个外汇短缺的国家,最需要出口创汇型和结汇型项目。

  现在埃塞出口的大类就是咖啡、皮革、芝麻,但缺乏深加工能力。这个国家很奇怪,它是世界咖啡的发源地,但速溶咖啡还要进口。他们有很多资源都用不起来,这就是中国人的机会。埃塞的牛骨头天然品质真是世界第一,牛都是吃草,自然生长三年,在国内看来都是宝贝级的骨头,我们还要挑一遍,选最好的深加工成牛骨炭后,运回中国唐山做骨质瓷。这也是一种资源,开发又符合人家的国情和中国的需要。

  埃塞这个地方,《投资法》虽然写着“鼓励外资”,但实际操作过程中有很多障碍。我们现在连国民待遇都没有达到,只是在某些领域获得准入权。尤其是基层官员效率比较低,有时候甚至不可理喻。但别怕遇到麻烦,按规矩来就行。把我逼急了,就找他闹去。

  我上次进口了个货柜,货物很凌乱,有200多个品种,埃塞海关就觉得很头疼。但我对进出口业务很了解,单据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我最初申报金额为67000多美金,应该交60万比尔(1比尔=0.058美元)的关税,但到了亚的斯亚贝巴之后,埃塞对货的估价是13.5万美金,翻了一倍,让我再补交62万比尔的税。我就找他们理论,非让他给我个说法不行。这事说小了是他工作不负责任,说大了就是严重影响双边贸易。我告诉他如果需要,可以进一步提供中国政府相关管理部门的任何证明。

  我天天找他,他受不了了,说你就让负责清关的人来吧,别成天缠着我了。我告诉他,货柜压了这么长时间干不了活,我也没有其它事,其他人要能解决,我就不来了。你把货柜都翻了七八遍了,我的货虽然杂乱,你也不能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吧?

  对方看我比较厉害,也就服了软,最后让我补了4万多比尔的关税,也算他们折腾了2个月的“成绩”。从62万降到了4万多,我也就交了。这就是明显的乱来,幸亏我是懂英语的,又非常熟悉进出口这套流程,能够几乎没障碍地和他们沟通,否则的话怎么弄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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