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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农民工:世界工厂里无法标准化的机器

发布时间:2011-12-23 14:02 来源:字号:T|T


 东莞中堂开达玩具厂,暖冬的中午阳光明媚,两个年轻的男工有说有笑准备出厂去午餐。南都记者方光明摄(图片中人物与内文无关)

  东莞中堂开达玩具厂,暖冬的中午阳光明媚,两个年轻的男工有说有笑准备出厂去午餐。南都记者方光明摄(图片中人物与内文无关)

  11月中旬的东莞,明显转凉。

  清晨6点,蓝灰蓝灰的晨空里,夹杂着连绵不绝的小雨。东坑富港电子厂六楼楼顶,26岁的何闯和80余名工友已经不吃不喝站了22个小时。他们都是富港电子厂喷漆部员工,最近一次体检,喷漆部共有十余名员工被查出汞超标。这是典型的职业病,工人们要求改善车间环境,可惜交涉无效,于是他们走上楼顶,以扬言自杀的方式,表达诉求。

  几十公里外,常平冠亨电子厂的电路板车间,20岁的张欢不停地用干冷的双手搓揉脸颊,以清醒头脑。这是夜班的末尾阶段,在重复了3000多次简单的摁压动作后,困顿成了最大的危险。就在上周夜班,这个瘦弱的小伙子因为犯困,用自己右手操作电路板塑型机,压伤了调整完电路板方位后本该抽出的左手。

  常平中心地带,曼哈顿公寓,22岁的陈芳还在沉睡。一年前,这个前黄江精成电子厂的品管员,遭遇了廉价薪水、长时间痛经以及未婚夫欺骗之后,成了常平某酒店月入过两万元的桑拿技师。只是,薪酬变化没能改变她打工期间嗜睡的毛病,她说,最长一次连续睡了三天两夜。

  何闯、张欢、陈芳,都是东莞数百万农民工群体中的一员。过去三十余年,他们如潮水般涌向东莞,把东莞令世界瞩目的崛起变成可能,但同时也被东莞改变着:一些人学会隐忍,学会像打不死的蟑螂一样生存,学会把身体调试成不知疲惫的机器,学会用命里劫数来对待遭遇的不公;另一些人则选择了沉沦,用身体、用鲜血做赌注,与这座城市的繁华快速接壤;还有一些人,变成东莞街头随处可见的寻人启事上短短几句话,就像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。

  机器人

  你们不知道,我的姓名隐进了一张工卡里我的双手成为流水线的一部分,身体签给了合同,头发正由黑变白,剩下喧哗,奔波

  天色开始大亮,早起的农民工让城市变得躁动。

  富港电子厂南门,数以万计下晚班和上早班的员工在此交会,在巨大的工业厂房背景下,就像一大群缓慢挪动的蚁群,渺小且一致。与何闯一起站在楼顶的几个女工趴在屋檐,急切地向楼下挥手,示意她们已经坚守了整整20多个小时。

  她们期待过媒体,但这种事情在东莞太过频繁;她们期待过政府,可到场的官员千篇一律地说,“车间环境肯定没问题,我们年年都组织检查”。于是,工友的关注成为最后的救命稻草。可在门卫严厉的注视下,挪动的人流没有停留或观望,只是熟练地把工卡放在门禁器上,嘀一声,而后迅速离开。此前一刻还在激动挥手的女工们哭泣着爬上屋檐,前一日她们曾以同样姿势威胁当地官员,不过那时说到底只是装装样子,而这次是真的绝望了。

  凄冷的细雨把何闯也打得颤抖,他已然清楚这次抗争基本宣告失败,不过他并不打算指责楼下那些工友,因为“在工厂,是人都得变成机器,哪有想法管别人死活”。

  富港电子厂是东坑最大的企业,隶属台湾正崴集团,是典型的出口加工型企业,主营蓝牙耳机、显示模块等电子产品制造,客户包括微软(微博)、苹果、索尼、摩托罗拉(微博)等,其管理模式也是东莞出口加工企业常用的泰罗模式,即人是机器的附属,企业通过严格的标准化管理,对每种劳动要素规定一种科学方法,以达到最高效率。

  何闯打进入喷漆部起,就被固定在专有的工位上,每天操作喷枪,喷涂至少5000个电子零部件。其间他站立的姿势(工位不设座位)、与工位之间的距离,包括上厕所时间(每4小时可申请一次)都有严格规定。他甚至无需知道喷枪的构造或者喷枪上按钮的功能,因为由工程部作业分析员严密制作出来的工艺流程图,已经把每个步骤细分到极致,他只需把流程图上的图标死记硬背,再严格执行,即可完成工作。

  在工厂,工程部作业分析员几乎是除了人事部职员外,工人们最厌恶的职员。每每某种新产品需要开始生产时,总能见到他们手持计时器出现在车间。

  他们不仅精确测量工人们完成每个步骤所需要的时间,同时还研究身体的姿势、身体之间的距离、身体与传送带之间的距离、以及桌椅与工位的高度。他们把所有这些数据输入电脑,以最终确定这条生产线每天的生产指标、传送带速度,以及每个工人的效率。

  某种程度上说,工程部追求的是生产机器的梦想。何闯深深痛恨这一点,他总是抱怨工艺流程的过度刻板,“喷漆这个工作明明可以坐着完成,那些分析员却非让我们站着,说只有站着思想才能时刻紧绷,而每天站12个小时的感受他们根本就不理解,直到现在,我每次吃饭都宁肯用5分钟就扒完,以换取剩下25分钟可以随便找个角落靠墙坐着。”

  避孕药

  加班、薪水……我透过寂静的白炽灯光看见疲倦的影子投影在机台上,它慢慢地移动转身,弓下来,沉默如一块铸铁

  这样的工作感受会让人想到匈牙利作家米诺什·哈拉斯蒂。这个匈牙利现任国会议员曾在一间拖拉机厂工作,并写下《一个工人在工人的国家》,在这本书中他写道:

  “最后,唯一的出路就是把自己变成一台机器。最好的工人们都非常擅长这一点。他们无论做什么样的工作,都好像有一张固定面具紧紧地粘在他们脸上一样……他们可以一整天都保持一种快速而稳定的节奏,简直就好像机器一样,即使感到新鲜也不会冲动,相反,感到疲倦也不会松懈……”

  可人毕竟不是机器,对身体、对动作过度标准化的分割,首先导致的就是工人身体的异化。

  陈芳来自四川绵阳,她到东莞半年后开始出现痛经。在成为桑拿技师之前,她是黄江精成电子厂的品管员,负责检测主板,每天检测20到30件,每件60箱,每箱100个。这种工作强度对东莞大多女工来说不算劳碌,可她曾三次被痛经折磨到当场晕倒。但每次回老家陈芳的痛经症状就消失,回到东莞又再出现,这种情况发生在很多女工的身上。在每年3万多起工伤都无法及时解决的珠三角,女工们的痛经要引起重视,无疑是奢望,但她们有公认的“神药”:避孕药。东莞的工业区附近大多配备有福建莆田人开的小诊所,他们卖得最多的就是避孕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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